有时，常委会甚至在明确认识到法律的基本性时仍继续制定。
但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后，1985年对这个声明审议后作出的又是一个决定（决定批准中英联合声明），而不是决议。先说第一个条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作出的决议、决定，有的有宪法法律的依据，有的没有宪法法律的依据。
1957年，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又专门作出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但从内容上看，仍然难以区分哪些事项属于只能由会议通过的重大决策事项，哪些属于只能适用决定的，叫对重要事项作出决策部署。至于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使职权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共同纲领》规定得并不详细，更没有对决议、决定两种形式作出具体规定。为什么政务院等行政机关也有权发布决议呢？从建国初期政务院的组织领导体制上，似乎可以找到有说服力的线索。这两个决议都是政策性的。
这是针对重大问题的报告作出决议的典型。笔者认为，从宪法法律的规定出发，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惯例性做法，尊重汉语语言中对决议、决定含义的惯常区分，对哪些事项适宜采用决议，似可确立以下一些原则标准。在企业员工、子公司、第三方或者被并购企业实施了违法违规行为时，律师应当协助企业提出建立或者实施合规管理体系的证据，即有效地进行责任切割活动。
在证券、医疗、金融等行政监管领域，行政监管部门建立了一种强制合规机制，要求相关企业承担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义务，对于拒绝履行该义务的企业，监管部门可以对企业以及直接责任人实施行政处罚。律师如何帮助企业证明员工行为与企业无关呢？权威的解释是，有证据证明工作人员的行为与为经营者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无关是指，经营者已制定合法合规合理的措施，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监管，不应放纵或者变相放纵工作人员实行贿赂行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针对中央国有企业发布了合规管理指引，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中央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四、配合行政执法调查 在企业面对行政部门的监管调查过程中，律师如何协助企业配合调查，从而争取最大限度的宽大处理，使企业可能遭受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这是衡量律师合规服务有效性的重要标准。
四是在应对行政执法方面，协助企业做到积极配合、有效补救和认真整改，一方面说服行政机关作出宽大的行政处罚，另一方面避免案件移送刑事执法机关，实现在行政监管环节的软着陆，防止被追究刑事责任。三是在证券期货领域的行政执法过程中，协助企业与证券监管部门达成行政和解，帮助企业积极展开整改和建立内控机制的活动，以避免企业受到严厉的行政处罚。
根据这一制度，行政相对人涉嫌违反证券期货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监管规定的，中国证监会在进行调查执法过程中，可以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与其就改正涉嫌违法行为、消除违法行为不良后果、缴纳行政和解金、补偿投资者损失等进行协商，与其达成行政和解协议，并终止调查执法程序。考虑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国都采取了行政监管调查前置化的执法机制，大多数企业行政违法案件没有被转化为刑事案件，而是被监管部门采取了行政处罚措施，因此，律师在行政监管环节可以为企业提供较为宽广的合规服务空间。《征求意见稿》在吸收行政和解制度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对行政和解的适用范围、启动方式和实施程序等作出了调整。在此前提下，针对企业经常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建立若干专项合规计划。
例如，中国证监会针对证券期货企业试点行政和解制度，对于企业交纳和解金的，可以与其达成行政和解协议，并根据企业履行和解协议，尤其是进行制度整改和建立内控机制的情况，来决定终结行政处罚程序。遇有证券期货领域的行政执法程序的，律师应协助企业争取与执法部门达成和解协议，为企业争取尽可能少的和解金和尽可能宽大的和解协议条款，争取案件以执法部门终止执法程序而告终。在行政和解达成后，律师还要协助企业履行和解协议所约定的各项义务，说服证券监管部门出具行政和解结案通知，终止案件的调查和审理程序。企业一般都具有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动力。
二是实现在行政监管环节的软着陆，避免案件被移交刑事执法机关，防止案件被采取刑事立案措施。因此，面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企业可能首当其冲地面临如何应对行政监管调查的问题。
对于企业采取上述网络安全管理措施的，律师应向监管部门及时提出，证明企业没有过错，从而说服监管部门对企业采取免除行政处罚的处理方式。2020年8月，证监会发布《证券期货行政和解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其基本法理是，企业建立或实施了有效的合规计划，足以显示企业对员工、子公司、第三方采取了合规培训、合规尽职调查、分级管理、及时退出等机制，尽到了合规管理义务，在并购之前对被并购企业履行了注意义务和尽职调查义务，由此证明企业不存在实施违法违规行为的主观过错。一、强制合规的应对 目前，我国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对国有企业推行合规管理体系，建立了合规管理第一责任人制度，对于建立合规管理不力的企业，可以追究责任人的行政责任。二是在反商业贿赂和网络安全等领域，提出证据证明企业存在合规管理体系，说服行政监管部门免除企业的行政法律责任。在我国刑法中，数以百计的单位犯罪都属于法定犯或行政犯，也就是由行政不法行为转化而来的犯罪行为。通常来说，有效补救属于与监管部门展开合作的主要表现，有可能说服监管部门对企业作出宽大处理。二是针对相关的合规风险和管理漏洞，提出建立或者改进合规管理机制的方案，建议企业加强合规管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的违法违规事件。
换言之，律师在企业员工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情况下，应证明该企业建立了有效的反商业贿赂合规计划，在反商业贿赂方面采取了合法合规合理的监督、管理、识别、报告措施，以表明企业没有放纵员工的商业贿赂行为。遇有企业已经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情况，律师应当向执法部门据理力争，有效切割企业责任与员工责任、子公司责任、第三方责任和被并购方责任，追求企业的免责化结果。
遇有企业违法违规情节较为严重，无法避免受到行政处罚结果的，律师应以企业建立或者承诺建立合规计划为根据，为企业争取最为宽大的处罚。迄今为止，中国证监会一共在两起案件中适用了行政和解制度，都采取了相似的和解模式：责令存在不法行为的企业缴纳高额的行政和解金，要求企业采取积极整改措施，建立内控机制。
再次，根据认真整改的原则，律师应协助企业尽快展开内部调查，进行必要的风险评估，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制度隐患和管理漏洞，并据此制定合规管理计划。首先，根据积极配合的原则，只要企业确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并且放弃采取申请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对抗性程序的，律师应当为企业做出配合监管调查的可行方案。
律师通过援引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事实，将企业责任与员工责任、子公司责任、第三方责任和被并购方责任加以有效的剥离，使合规成为 隔离带防火墙。行政监管部门通过发布合规管理标准，强制建立合规体系，推行考核、报告、评估等合规要求，确立奖惩机制，推动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35〕由于会议时间短、议程多、任务重、预算专业性强，全国人大代表没有比较充分的时间熟悉和审议预算草案。但只要有这种立法权的转让，就必然会产生上述诸多的结果。
〔38〕 一开始的草案名称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参见王维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的说明，2002年8月2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6年第7期。这也是1982年宪法加强常委会职权的重要原因。
〔2〕2007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律师法》，其中关于律师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问题的规定，突破了全国人大所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能否依据新《律师法》行使权利，亦曾引起轩然大波。种种困惑都归因于二级立法体制，解决的办法是改造为一级立法体制。
《企业所得税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个人所得税法》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务院组织法虽有授权，但不意味着常委会可以否定大会的决定。
在人大的构造中，大会与其常委会形似一体，但实际不同。2005年1月5日，朱素明交通违章，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依简易程序作出1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这些建议得到了热烈讨论。在宪法修改委员会讨论草案时，荣毅仁明确指出，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是全国人大的职权，而不是常委会的职权，把人大常委会同全国人大并列为行使立法权的最高机关不妥。
全国人大的地位是由宪法规定的，也是人大制度发展的客观需要。但全国人大所设立的部委为35个，常委会却由35个部委先后改成81、68、60、79、32、52、100、61个部委，不仅撤销过大会设立的部委，也将部委增加到大会设立的部委两倍、甚至三倍，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合乎常委会地位的。
大会的监督权多数集中于宪法和组织法的零散规定中，而常委会的监督权则有一部专门性的法律。下面以行政管理领域为例来说明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立法在对现实生活的控制力上的差别。
〔52〕有学者从立法权的角度认为，全国人大不是一个适合行使立法职能的机构，导致常委会立法权的膨胀，而常委会由于民意基础的缺失，产生了合法性危机。（5）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和检察委员会委员。
